“福寿膏”潮流
中国不是罂粟的原产国。中国不是鸦片吸食方式的发明地。但是,中国是鸦片毒害的最大受害国。
罂粟原产地在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多为国外贡品。宋朝以来对鸦片的药用价值多有记载。元朝时,对鸦片的副作用已初步认识。但是,世人已不顾危害,开始服食鸦片。明朝,中国才开始鸦片的生产与制造,但并未普及,大都还是海外输入。
据《明会典》记载,暹罗、爪哇等多地产“乌香”,并作为“贡品药材”献给明朝皇帝,如暹罗一次入贡300斤。“乌香”即鸦片。贡品数量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与黄金等价。说到这,不得不提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他年幼登基,面临内忧外患,勤于政务,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可以说曾是英主,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吸食鸦片。
《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皇帝喜好鸦片,在宫中试验、服食丹药,其成分就有鸦片,并称之“福寿膏”。借口头晕、眼花30年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加上鸦片毒瘾所致。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
皇帝服鸦片成瘾,久而久之,皇帝周围的一干人,也沾上吸食鸦片的习气。亲王、贝勒、皇后、公主、太监、高级官僚、高级文人都孜孜不倦地吸食鸦片,鸦片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炫耀性消费的奢侈品,皇家贵族、财富的象征。例如在当时的娱乐圈梨园界有一种病态现象存在,吸食鸦片是一种头牌地位的“象征”。鸦片竟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雅事”。
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所模仿复制,扩散到整个社会。
据记载,至少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但是,“销禁鸦片”在一些胆大妄为的官员们眼中等于“鸦片保护费”这块肥肉。明着“禁烟”,暗着“保护”,导致鸦片的滥用不仅不绝,而且越来越泛滥。直到道光皇帝物色到一个真正想禁烟的人——林则徐。
英国人作为鸦片的贩卖者,他们吸鸦片吗?
“无论在中国、东亚,还是欧美,当时吸食鸦片都不是正经嗜好。英国确实没有强力禁毒,但吸食人群并不广,堕落的底层或者隐秘的上流社会会吸食鸦片,但这个群体是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整个社会的氛围,控制了鸦片的流传。
福尔摩斯里就多次提过福尔摩斯吸食鸦片,但是他是为了提神,没看出上瘾。还描写过鸦片馆,阴暗、肮脏、隐秘是一种主色调——可见当时鸦片馆并不上台面。”(引自:Arthur Wang-知乎)
鸦片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长的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3400年的苏美尔文明。16世纪传奇的帕拉塞尔苏斯在西方医药史上有重要影响,其中鸦片酊是他最得意的作品。鸦片酊是将鸦片溶于酒精,再加上草药或其他一些成分。鸦片酊是鸦片在英国最主流的使用方式。在欧洲,卖鸦片酊就像在街上卖糖葫芦一样。
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举国一致拥护的。同时,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有鸦片贩卖。在当时鸦片贸易是“合法”的,而且,也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认识不到位,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鸦片的市场需求巨大,导致贸易额和贸易利润直线上升,英国人凭此一举扭转贸易逆差。对比之下,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多,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史载,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就是这个专门管理毒品法案,也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英国真正的禁止鸦片法令颁布,一直拖到了1914年。历史上,英国甚至制造过相当多的含有鸦片成分的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
虽然鸦片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合法流通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国内就对鸦片贸易没有异议。其实,在英国,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反对鸦片贸易。早在1780年代就有人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
到了19世纪的英国,鸦片酊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是家中常备了,发烧感冒,头疼脑热,呕吐腹泻,失眠多梦,全靠它。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发展,鸦片酊变成了商店里出售的商品,鸦片的进口量增长惊人,1830年进口91000磅,到1860年进口量达到280000磅。虽然一些医生会推荐它来缓解某些症状,但是有知识有责任的医生并不推荐广泛、无节制的使用鸦片酊。不过工人阶级大多是“自医”,在鸦片酊“百治百病”且价格便宜、易于购买的情况下,多半会是“不管什么病,来点鸦片酊就好了”。
中产阶级以上饱受教育的人群显然是知道鸦片危害的,但是在鸦片酊这种“神药”的大环境影响下,偶尔的使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走上成瘾路。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个年代,英国民众滥用鸦片的情况尤其严重,当时英国民众也可轻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价购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之类的专卖药。当时的英国国民都将鸦片“上瘾”的副作用,当作是解脱心理病痛的良药。英国市场亦出售含鸦片成份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国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乐意让孩子喂食,可以想象当时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于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引自:央视百家)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些下层的工人为了逃避贫困和病痛的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开始吸食鸦片,企图用一时的感官刺激来缓解内心的痛苦。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吸食鸦片的人数的增多,犯罪率也开始提升,社会秩序混乱。为吸食鸦片去抢劫、服鸦片过量中毒、吞鸦片自杀等事件屡见不鲜,甚至一些婴儿因母亲吸食鸦片而导致中毒身亡,这不得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于是许多作家将这一现象写入小说,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前拉斐尔画派大拿Dante Gabriel Rossetti给亡妻画的肖像,时值她吞毒自杀一年。象征死亡的红鸟衔来一只白色罂粟放在她手里,暗示着她吞食鸦片。
作家艾略特在《织工马南》里就塑造了一个悲剧的鸦片吸食者的形象——莫莉,她在遭到丈夫遗弃后,没有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女儿,面对痛苦的现实生活,她并没有去抗争,而是选择了逃避,用鸦片来麻痹和愉悦自己,最后于冰天雪地中惨死。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遭遇是同情的,并没有对她多加指责,也没有将鸦片同工人阶级的劣根性等同。
同样,对鸦片的阶级偏见提出质疑的小说家还有盖斯凯尔夫人,在她的小说《玛丽·巴顿》里,对于工人阶级吸食鸦片的现象以及上流社会对鸦片的阶级偏见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脾气暴躁的约翰·巴顿原本是一个性情温和、乐于助人的人,但在他吸食鸦片后,竟然性情大变,变得极具攻击性,经常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危险人物。作者客观的描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当你严厉指责这种对鸦片的使用之前,试想一种无望的生活,每天都被对食物的渴望包围着;想象你的周围弥漫着绝望情绪,看看你周围人们的眼神和境况,就知道他们是怎样挣扎在贫困和绝望的巨大压力之下。难道你就不会为了暂时忘掉这一切而高兴吗?鸦片会带给你片刻的遗忘。”,对于工人为逃避生活的重压而吸食鸦片的做法充满着同情与理解,对于社会阶层的不公进行了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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